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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人客居异乡的家园 台湾眷村走过六七十年
2015-1-9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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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2日,台湾翻译家邓伯宸站在老家门前。他以前住在西四巷40号,他的父亲邓超是孙立人作战参谋,毕业于黄埔17期步兵科。

 正在改造的黄埔新村大部分房子人去楼空。村内成了流浪猫的天堂。

    大学毕业那年,朱天心陪同父母,回到台湾高雄市凤山区黄埔新村。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母亲刘慕沙叫住她,指着院子里的葱茏绿树,“你的胎衣就埋在那棵树下”。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皈依感———原来,我是一个有根的人”。2014年10月7日下午,在台北永康街一家咖啡馆,朱天心向南都记者袒露心迹。
    “根”,从上世纪40年代末跟随国民党撤退至台湾的近100万人嘴里,轻声道出这个字眼,显得奢侈而忧伤。20多年前,已习惯被本地人称呼“外省人”的他们,回到魂牵梦萦的大陆故乡,身份是台胞、台湾人。很多人不知道,自1949年大陆战场之后,他们经历过怎样的战争和争斗。
    1992年,已是台湾知名作家的朱天心在短篇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这一句,是为他们的写照:“有为小孩说故事的人,迟早会在伊索寓言故事里发现,自己正如那只徘徊于鸟类兽类之间,无可归属的蝙蝠”。

    入台
    有人统计,1949年前后,国民党官兵、眷属,总共近100万人撤至台湾
    眷村,原本是他乡暂居之所。
    1947年11月25日,南京街头已是深秋,法国梧桐落叶纷纷,寒风袭来,路人不由得裹紧厚衣裳。曹元礼父母此时踏上旅程,前往台湾高雄。台湾是个怎样的地方?一家人想象着:气候温暖如春,有许多好吃的水果,香蕉、芭乐……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曹元礼的父亲曹永昌随国民党部队,前往接收台湾。因为职务关系,他不时往返于两岸。“两毛钱一大串香蕉,好漂亮!”他向家人讲述。彼时,香蕉是南京的稀罕水果。
    曹家奶奶、两名太太、曹元礼的大哥、表哥,还有邻居家女儿,从南京下关,经由上海,坐船到基隆,再辗转到达高雄度假。
    一家安顿在黄埔新村东二巷一间日式房舍,那里原本是日本军官宿舍。日治时代,日军南进司令部设在现凤山黄埔军校所在地,正门与黄埔新村仅一路之隔。1951年,黄埔军校复校之前,孙立人的陆军第四训练班的训练基地选址于此。
    台湾翻译家邓伯宸的父母住在西四巷40号,他们晚一年来到这里。他的父亲邓超是孙立人作战参谋,毕业于黄埔17期步兵科。跟随孙立人任总司令的新一军,邓超入印度、缅甸作战,前往东北“勘乱”,对手是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在长春被围困,邓超乘坐最后一架飞机出城,前往沈阳。
    孙立人出任陆军训练司令,择址台湾成立第四军官训练班,他跟随前往。
    资料显示,全台湾眷村数量超过800个,黄埔新村被认为是最早的一个,原名诚正新村。黄埔军校在凤山陆训班训练基地复校后,村子更名。
    广东东莞人李文华1971年从台中搬入村里,他是最晚抵台的一批国民党官兵中的一员。1950年以前,他是国民政府广东省主席兼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属下干训班一名学员。1950年,第四野战军横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他跟随薛岳撤走至台湾。
    李文华在海南八所港登船,乘坐隶华轮抵达台湾。他已经想不起赴台的具体日期,只记得那天下午,官兵们将国民政府广东省国库的黄金运到船上,同事们挨个传递,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启程,船舱挤满了人。走到半途,由于负重太多,只好把一些金砖扔进海里。李文华看见,有人为了捡金砖,扑通一声跳下了海。
    许多人没能顺利上岸。在台北“国史馆”,一份由时任国民党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李铁军手写的报告记录,1950年5月,李铁军部计划乘坐永清轮撤往台湾,在海南陵水新村港,因轮船迟到10个小时,官兵与共产党部队展开遭遇战。8000名国民党官兵,大部分丧身海滨,最后仅剩800余人。
    有人统计,1949年前后,国民党官兵、眷属,总共近100万人撤至台湾。除了曹永昌、邓超这些中层将领,更多的是普通士兵。他们有些是为了吃顿饱饭,有些被抓壮丁,离开父母妻儿,跟随部队,走到哪算哪,懵懵懂懂地上船,来到这个遥远的海岛。
    败退至台湾的蒋介石没有死心,计划有朝一日“反攻”大陆。邓超曾任职“国家安全会议战地政务委员会”,这一机构的职责是拟定整个大陆的政务政策,“一旦‘反攻’成功,整个国家政务将如何推动”。他负责的是东北地区。
    上世纪50年代初,同袍彭孟缉找曹永昌去高雄市区买地,他不以为然,“买什么地,马上都要打回去了。”

    白色恐怖
    村里有人因为被迫害和恐惧,上吊自杀了。眷户之间担心受到牵连,不敢相互打招呼
    大时代主宰着个体命运,芸芸众生,如同被裹挟进大海的沙砾,谁都无法逃脱。眷村的父辈们经历过数番炮火洗礼,偏安于这个小岛,他们开始感叹“没有搞头了”。
    在台湾南部湿热的夜晚,大家搬出板凳和躺椅,在巷子里摇着蒲扇,倾谈抗战“勘乱”经历,讲到伤心处,一阵静默。有时候,几个人拉起裤腿,掀开上衣,比谁身上弹痕多。在黄埔新村长大的孩子,多半听过这样的故事:远征军入印度、缅甸,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与蚂蝗、毒蛇和疟疾纠缠。
    战争并没有结束。蒋介石反省失败原因,认定共产党的间谍系统,已经渗透到国民党高层。一场大清洗运动席卷台湾,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在眷村上空。
    1950年,田小蔆的父亲田世藩刚住进黄埔新村西四巷,有在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同袍有意前往台湾,写信跟他打探情况,“凤山好不好,纪律怎么样?”彼时,刚刚撤至台湾不久,部队还没有完成整顿,周遭显得混乱,田世藩回信直言,“纪律散漫”。
    这封信刚寄出即被截获,宪兵闯进田家抓人了。这时,其母正怀着身孕,田小蔆还在妈妈肚子里,姐姐刚刚两岁。用来领取军眷食物的“眷补证”也被没收,母女吃饭成了难题。田小蔆妈妈求助于孙立人,他让下属拿些钱,每个月补贴田家。
    后来,田世藩被以“泄露机密罪”判处8年监禁,虽然一两年后获释放,但他已没有了军职。
    村里450户左右眷民,九成是孙立人旧部,他们是在凤山黄埔军校或是步兵官校服务的士官和干部。1955年,孙立人部属郭廷亮被判定为“匪谍”(2014年已被平反),孙立人亦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的罪名,被革职软禁,他的属下300多人受到牵连。黄埔新村迎来一轮震荡。
    不少眷户还记得,郭廷亮家人被带走时的情景。
    黄埔新村属于凤山黄埔军校列管,每个月有些例牌节目。例如,军方会来放一次电影,地点设在村口的大芒果树下。在两棵树之间,拉起银幕,架着放映机。放电影前,先讲一段省政新闻,接着唱在大陆时的国歌,然后才进入正题。郭廷亮太太抱着女儿坐在后面。电影还没有开场,一队宪兵将他们带走了。
    邓伯宸后来听母亲讲述,孙立人出事后,一天凌晨,天蒙蒙亮,大门口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母亲起床开门,吓了一跳,警察、宪兵、村长等人站在门口。手里拿枪的宪兵,二话不说,开始翻箱倒柜。翻了一阵,没有找到什么,转身就走。母亲出门送他们时,一看,门前围墙上也站着宪兵。那天,他的父亲邓超被派去外地收文件,躲过了这场盘查。
    第二天,她听说,村子里有人被抓。自此以后,邓家跟孙立人有关的照片和资料,一天之内,不见了踪影。
    居住在黄埔新村的孙立人得力助手胡德华、祝怀榕先后被解职。迫于生计压力,曾为孙文职幕僚的祝怀榕,在村里摆摊卖酱菜。
    白色恐怖蔓延开来,村里有人因为被迫害和恐惧,上吊自杀了。眷户之间担心受到牵连,不敢相互打招呼。这种恐惧一直持续至10年后,一些孙立人的旧部,还不敢白天出门聊天。凌晨两三点钟,十五六岁的曹元礼同一帮孩子出门游荡看到,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坐在巷口,聊他们的战争史,讲到孙立人案,叹息不已。
    被抓的那些“政治犯”被关押在台湾离岛绿岛,以致那首著名歌曲《绿岛小夜曲》,被认作是对当时台湾政治的映射。

    族群冲突
    在家乡亲人眼里,他们是手持台胞证的台湾人。回到台湾,他们又被称为“外省人”
    在眷村生活40多年后,居民们得以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
    1989年,邓伯宸陪同母亲返乡前,换了满满一腰包金戒指。在湖南湘乡老家的大厅,母亲在一把太师椅上坐下,他站在一旁,亲戚们在面前排成长队,每人派发一个戒指。后来戒指不够,干脆发美金。
    在眷村,家家都是这样。
    “没有钱的怎么办?”
    “没有钱?打肿脸充胖子,借钱都要发。”
    “为什么?”
    “衣锦荣归。”
    唐朝史学家姚思廉在《南史·刘之遴传》中写道,“卿母年德并高,故会卿衣锦还乡,尽荣养之理”。然而,更多眷村人回到家乡,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董占春独居于黄埔新村东三巷104号原自治会的房子,当他回到山东平原县时,太太已经离世多年。
    他19岁跟随国民党部队去台湾,太太在老家,怀着身孕,后来产下一女。隔了4年,董占春写了封信回去,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留自己的地址。回到家,他才知道,太太看到那封没有寄出地址的信,认为他已遭遇不测,在家自尽了。
    第一次回家,老家的侄子不理会他,“有什么话你跟我爸爸说去!”第二次回去,侄子解释了原因,“二叔,你是台湾人,过去跟你说话,家里人的头要被杀光的。我敢跟你讲什么呢?”动乱时期,因为家里有人跟随国民党逃台,董家历受波折。
    女儿劝董占春留在山东,不要回台湾,他回绝了。“台湾跟大陆的生活、文化不一样,不习惯”。尽管家乡连着血脉感情,异乡的眷村,才是他的安居之所。
    在家乡亲人眼里,他们是手持台胞证的台胞、台湾人。然而,回到台湾,他们又被称呼为“外省人”。
    田小蔆去菜场买菜时发现,同样的商品,操闽南话的顾客问价,是每斤3元台币,操普通话就变成了6元。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她问,“你会说闽南话吗?”“不会。”“在家学会了再去找工作吧。”
    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籍“总统”李登辉上台,引发国民党高层对权力丧失的担忧,同时,以台湾原住民为主的党外人士不断提出参与政治诉求。他们为了拉拢本省人的选票,多次发表言论,斥责眷村住户。
    早期,眷户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跟当权者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在本地人眼里,他们是一个封闭的组织。跟所有眷村一样,黄埔新村也是国民党的“铁票”区,每逢选举前夕,村里会贴出一张红纸公告,上书“本村支持某某某”。这与今天“铁票生锈”,选民投票对象多样化的局面迥然不同。
    1992年,眷村二代作家朱天心的作品《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问世,引发轩然大波。彼时正值台湾政治族群冲突的高峰,这种冲突波及民间,形成族群歧视,眷户被人指责为“米虫”、“瓦辛迪(外省猪)”。
    朱天心向外界揭开眷村的盖子,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眷户生活状况,一览无余。她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然而,一部分眷村人们并不理解她。
    同样为眷村二代的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站出来批评,“(本省和外省人的冲突)这是一场很长很酷烈的战争,朱天心的做法,是一种示弱。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更加让人攻击”。
    在朱天心看来,她正借此表达自己的不忿,“这些外省老兵,成为了权力的替罪羊”。他们生活在底层,没有享受过一天权力,台湾经济的起飞,也跟他们无关。“有人说,‘这些外省人应该向台湾人道歉’,我会在想,他们该向谁道歉?”

    眷村改建
    2012年底,一纸搬迁令指向黄埔新村。眷户二代们开始为保留眷村而奔走
    在眷村内,人们没有省籍观念。各家各户,从东北、山东、四川、河南、广东,五湖四海聚集在此,此乡音与彼乡音交融,各种生活方式互渗,形成包容的眷村文化。
    眷村饮食也是五花八门。早上,听着隔壁黄埔军校的起床号起身,眷户们就能在巷口买到豆浆、烧饼和油条,也有牛肉面、阳春面、包子和葱油饼;晚上,有眷户骑着脚踏车,沿着大街小巷叫卖自己做的馒头、花卷或大饼,赚取一些微薄的外快。东家的湖南奶奶,每到过年做烟熏腊肉,西家的东北人包饺子,有好吃的,给邻居盛来一碗。
    邓伯宸还记得,念大学时,他放暑假在家,晚上,对面的孙妈妈正叫母亲,“我们家老爷爷走了,连套寿衣都没有”。邓伯宸母亲在村里做“洋裁”(裁缝),她二话没说,给孙爷爷量过尺寸,连夜赶出一套寿衣。随后,把邓伯宸叫到孙家,代替孙爷爷读军校未归的孙子,跪下烧纸钱。
    异乡人聚集在一起,中国传统守望相助的传统,在这个艰难且温馨的时期,得以传承。好景不长的是,眷村时光即将走向终点。
    1996年,台湾“立法院”通过配合眷村改建的《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利用政府财政对全台湾眷村进行改建,并将兴建后的住宅小区无偿配售原眷户。与其他老旧眷村一样,2012年底,一纸搬迁令指向黄埔新村。
    2014年10月,当南都记者探访黄埔新村时,绝大部分房子已人去屋空。正值周末,静谧的村里,只有三三两两穿制服的军校学生路过,平添了几分落寞。村里,家家户户将大门涂成红色,本是象征喜庆和热闹,紧锁的门前,门牌上书有“邓寓”、“马寓”字样,标示着房子曾经的主人。已搬空的房屋里面,不时传来“咚咚”的敲打声。一名保安下意识起身,“有肖小(小偷)!”
    邓伯宸搬到凤山区瑞兴路一栋商品房,每天一次回来老房子喂猫。看到他带着食物前来,黄色的,棕色的,十多只流浪猫,从红砖围墙上跳下,打个滚,喵呜两声,开始飨用。它们身后的围墙内,日式房舍的房梁和门脚,是用珍贵的台湾桧木制成,如今已被人拆卸一空。
    黄埔新村大多数住户现今住在凤山新城的安置房,仅剩东六巷61号刘文美一户留守,他们的新房尚未装修完工。95岁的刘文美躺在侧卧,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儿女在一旁服侍。他的儿子从凤山黄埔军校37期毕业,如今已退伍“下海”。
    眷户二代们开始为保留眷村而奔走。曹元礼建起了黄埔眷村的官方网站,通过电话联系美国、澳洲、台北和高雄的原住户,撰写村史。“黄埔眷村的死会在我们的手上完成,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抢救这段历史”。
    更多眷户向外界传递黄埔新村的历史价值。这里保留有较大规模的日治时代军事宿舍群,房屋结构保存也相对完整,见证过台湾时代变迁的经过。学界认为,这里是全台湾第一座眷村。
    2014年6月,高雄市文化局将黄埔新村登记为文化景观,予以保留。该市文化局局长史哲说,将对黄埔新村采取“以住代护”的办法,进行活化保护。黄埔新村的生命,或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目前,文化部门正在征集有意愿入住的首批18户住户,但不允许原住户申请。“没有原住户,这是存留的眷村文化吗?”黄埔新村第一任村长周恩锡的儿子周家诚不认可这一做法。他骑着摩托车,征集眷户们的签名。
    “你颇有乃父之风诶”,邓伯宸打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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